甘卫国与宜昌九洲购物广场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

宜昌市西陵区法院执行庭
向建军

【案情】
申请人：甘卫国，男，1961年10月26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宜昌市绿萝路45号，
被执行人：宜昌市九洲购物广场(筒称九洲)
法定代表人：李琳，经理。
1998年10月6日，申请人甘卫国与被执行人九洲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签订后，申请人甘卫国承包经营九洲一楼复读机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被执行人九洲以甘卫国不服从管理为由，多次找申请人甘卫国要求解除合同，收回一楼经营场地，申请人不同意。被执行人九洲单方决定，1999年3月3日对一楼复读机柜进行搬迁。被执行人九洲为防止搬迁过程中丢失甘卫国承包经营的商品引起纠纷，向宜昌市伍家岗公证处申请对甘卫国经营的复读机专柜的商品进行证据保全。3月3日，复读机柜照常营业，由九洲工作人员通知甘卫国到场。申请人甘卫国和其营业员张雨蓉对存放在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单方进行清点，计价，列出货物清单七张，写明总计金额431772.50无，晚上8时许甘离开九洲，当晚9点九洲停止营业后，伍家岗公证处公证员何立，曾小池到场，由九洲工作人员对九洲一楼复读机专柜的所有商品、柜台进行清点，由公证员作了笔录， 在两位公证员监督下，将甘存放在一楼复读机柜的全部商品、柜台搬至九洲办公室一问空屋内，上锁后加了封条，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摄像，有录影带一盒，并作了笔录，出具(99)宜伍证内民字第41号保全证据公证书一份。3月4日，甘拿着清单向110报警称九洲非法扣押了其商品，110未立案。后双方多次协商不成，申请人依据双方签订的经营合同仲裁条款，于1999年3月8日向宜昌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执行人：①继续履行合同； ②返还非法扣押的价值43万元的商品；③赔偿申请人停业期间的营业损失； ④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和律师费。
1999年4月16日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申请人甘卫国、被执行人工作人员揭新萍到庭。双方均同意协商，气氛很友好。甘卫国同意解除《承包经营合同》，九洲公司同意给甘卫国一定的经济补偿，返还公证机关证据保全的货物。申请人甘卫国申报3月3日存放在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为43万元，被执行人九洲工作人员误认为公证处证据保全的商品为43万元。九洲同意将保全的货物全部返还，在此情况下仲裁庭认为巳查明本案争议的事实，仲裁庭未对甘卫国提供的清单与实物进行核实，在仲裁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共五条，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解除1998年10月6日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
二、被申请人宜昌九州购物广场1999年4月21日前返还申请人价值43万元的商品；
三、被申请人于1999年4月21日前退还申请人交付的押金9000元，1999年3月份租金4500元以及1999年2月份销贷款7400元(该款以双方开票核对数为准)；
四、被申请人一次性补偿申请人货物资金占用费5000元(1999年3月4日至1999年4月16日)；
五、本案仲裁费用9965元，申请人自愿承担3986元，被申请人自愿承担5979元。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交，被申请人应承担的费用在退还租金时一并支付给申请人。
1999年4月16日，宜昌市仲裁委员会作出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
调解书生效后，1999年4月21日履行第二条，双方到场，启封公证机关证据保全货物封条，开锁，九洲开始交接证据保全的商品， 双方列了商品交接清单，未注明商品价格和总价值，在商品全部清点交接完毕后，双方在交接清单上签字，并在交接清单特别注明：“以上商品清单共计壹拾肆张，由双方当事人张立群、宋传报、曹昌明、陈琳进行交接，至此(1999)年第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已执行。”此后，由甘卫国将货物全部拖走，然后甘到被执行人处领取了其它款项，即履行了一、三、四、五条协议，整个过程双方无争议。
1999年4月27日申请人甘卫国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严格履行调解书第二条，返还43万元的商品，即1999年4月21日九洲返还的商品，按甘卫国所列清单，价值仅为171298.90元，应追回申请人所有260473.60元商品，西陵法院立案后，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四次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人要求返还260473.60元商品无理，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双方已全部自动履行。甘卫国单方向仲裁委员提供的总价43万元商品清单是虚假的，清单制作人，甘卫国的营业员张丽蓉证实，该清单是由甘卫国口报数据及价格，由张丽蓉填写， 其清单上的商品数量明显多于当天存货，有张丽蓉认可的律师调查笔录佐证。
同时查明，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人甘卫国聘请的营业员向当事人双方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证据。一份是向被执行人九洲说明1999年3月3日甘卫国与她制作的货物清单上的商品数量多于实物，在法院通知甘卫国，看了证据后，甘找张丽蓉，张丽蓉又向甘卫国出示书证，证明已向被执行人所说情况是被迫签的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①宜仲调(1999)1号宜昌仲裁调解书。
②(1999)宜伍证内民字第41号保全证据公证书，
③1999年3月3日甘卫国、张丽蓉所列货物清单。
④1999年4月21日，双方签字认可的交接物品清单。
⑤1999年6月2日，张丽蓉签字认可调查笔录。
⑥1999年7月8日，张丽蓉向甘卫国出的书证。
【审判】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1999年3月3日申请人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价值多少，事实不清。从双方发生纠纷到仲裁调解结束，双方当事人既未在一起对该商品盘存，确定存放于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也末请价格鉴定部门对该商品评估定价。申请人甘卫国3月3日存放在九洲的商品价值多少一直未得到确认。3月3日甘卫国及其营业员张丽蓉所列货物清单，未经核实，不能以此证明3月3日甘卫国存放于九洲的商品价值。被执行人工作人员在仲裁调解书上签字，同意返还43万元价值商品，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该商品的价值有重大误解。4月21日，双方在自动履行第二条时，交接物品清单上的“至此(1999年)，第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已执行”的特别注明，说明双方已认可1999年3月3日申请人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为被执行人九洲证据保全的商品。宜昌仲裁委员会仅凭甘卫国单方提供的价值431772.50元商品清单，认定被执行人九洲返还申请人甘卫国43万元价值的商品，证据不足。申请人甘卫国要求严格履行仲裁调解书第二条返还260473，60元商品执行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如下裁决：
申请人甘卫国申请强制执行宜昌市仲裁委员会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第二条一案本院不予执行。
申请执行费3210元，由申请执行人甘卫国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因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对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法院是否能裁定不予执行未作明文规定，对本案能否裁定不予执行仲裁机关与执行法院存在分歧，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一、仲裁调解书有错误法院该不该执行?
对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案，因仲裁裁决未经过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立案后，对其是否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只有审查才能决定，也才能决定是否予以强制执行，对违法的或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不予执行，那么仲裁调解书有错误，法院该不该执行呢?首先应看看仲裁调解书会不会出现错误，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不同之处，就是仲裁调解书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而仲裁裁决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自愿、仲裁委员会可依职权依法裁决。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的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当事人发现有错误向法院申诉，最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的巳屡见不鲜。 仲裁调解书出现错误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笔者认为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或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仲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是当事人自愿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3、下达仲裁调解书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4、仲裁机关作出的调解书超越职权；5、仲裁机关作出的仲裁调解书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扎实；6、仲裁调解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7、作出仲裁调解书违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8、人民法院认定仲裁调解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只要有上列某种情况出现，都会造成仲裁调解书错误。由此可见仲裁调解书出现错误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申请执行案件不同于诉讼案件，立案庭审查立案后执行员一般不需对案件的事实、适用法律等进行全面审查。但当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后，被执行人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时，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认真审查当事人“ 异议”，对其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核实，按法定程序决定该案该不该执行， 那么错误的仲裁调解书该不该执行呢？(当笔者把此问题提出来时就已经觉得它不是问题了)，执行案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众所周知生效的法律文书有错误的不应执行， 不可否认仲裁调解书也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因此，仲裁调解书也不例外。1999年5月18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给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确有错误的生效法律文书，要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和纠正。要加强对执行程序中出现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工作。”1986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通知指出，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虽然此通知是在1995年9月1日《仲裁法》实施前作出的，但与现行仲裁法并无抵触，那么我国《仲裁法》又是怎么规定的呢?这是笔者要阐明的第 二个问题。
二、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裁决不予执行。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案，必须依法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予以执行，不符合条件的则不予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从七个方面规定了不予执行的条件，并且规定了审查的程序要求和审查后的处理，不予执行的情况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4、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5、适用法律有错误；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7、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上述七种情形中，有其中一种情形，则不符合执行条件，此条款对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案是否适用呢？1995年9月1日施行的《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 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对仲裁裁决适用的法律条款，对仲裁调解书同样适用。
三、本案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是否有错误。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从双方当事人举证可以看出四个问题：
1、1999年3月3日，甘卫国存放于九洲一楼复读机柜的商品价值多少，一直未得到确认，说明本案事实不清。
2、九洲工作人员在仲裁开庭时，对返还43万元商品表示认可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是对该商品价值有重大误解，另九洲为国有企业，其工作人员也无权对国家财产作无原则放弃。
3、1999年3月3日甘卫国与其营业员所列商品清单，是申请人单方行为，以此认定返还43万元商品证据不足。
4、双方在履行第二条时的特别注明，说明调解书第二条巳执行。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宜仲调(1999)1号仲裁调解书确有错误。
四、本案裁定不予执行的法律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因仲裁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因此，本案裁定一经作出，原仲裁裁决便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恢复到仲裁裁决前的不确定状态，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重新申请仲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恢复到仲裁裁决前的不确定状态，有着特殊意义，有利于查清本案事实真象，让诉讼双方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本案裁决不予执行，实际不会损害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利益。

小议我国的民事代理权制度

王丹　肖文

　　
　　代理权是代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代理制度日臻完善的今天，代理在日常生活中也越发显得平常，这种行为逐渐深入到民事活动的各个方面，但在代理权的性质、发生、行使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学术界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各家观点会在不断的讲座和辩论中求同存异，这无疑会使代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代理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势必要在经济活动家中更加明确代理权方面一些问题。
　　一、代理制度的产生、代理权的概念
　　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法律部门，各项主要制度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渊源，一般都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始终没有出现关于代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尽管到后期出现了“海商法”、“企业诉”、“特有财产所得利益诉”（1）等法律形式但都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代理制度。究其原因，学者们的见解有两面三刀种，其一，但是一般法律均须履行一定的形式（强调要式行为），如“曼兮帕蓄”等，而履行这些形式又必须有当事人亲自到场，一个固定的动作或者套语发生错误、一个证人不到场，民事行为即归无效。其二，家庭成员和奴隶一样，没有权利能力不是民事活动的主体，当然无须他人代为民事法律行为。（2）但笔者认为，古罗马法中未能形成现代意义的代理制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罗马没有形成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
　　一些学者认为，代理发端于中世纪的英国；而有的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古日耳曼法。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是代理法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社会条件，18世纪上半叶，英国代理法只承认明示授权的代理和追认代理权的代理。到18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不呆否认原则”得到确立，关于隐名代理的法律规定也出现了。（3）在近代民法产生以前，作为中世纪商法重要部分的委托代理制度即已出现。在近代各国民商法中，委托代理较之法定代理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前者与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相互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代理权的概念，到今没有一个很为确定的答案。要研究的代理权的概念和本质，就不能够脱离代理关系，否则就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一）从代理的内部关系来考察，代理权与当事人的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
　　代理的内部关系包括委托授以关系和监护关系。前者，首先被代理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才能授予代理人代理权；其次，受委托的代理人，也应当有相当的行为能力；再次，被代理人授出代理权，是充分的利用自己民事行为能力，借助他人的行为，广泛的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以实现一定的权利。
　　后者属于法定代理范畴，它更便于人们将代理权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被子监护人必须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应当与他人具有同样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具有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实现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他们在行为能力方面有欠缺，不能亲自履行权利和义务，此种情况下，法律直接设定代理，由监护人行使代理权，对其欠缺的行为给予补救；其次，监护人往往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且是被代理人的近亲属，因此，法律规定此为法定代理权。
　　可见，就代理的内部关系而言，代理权或是使被代理人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或是法律用于补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观念。
　　（二）从代理权的外部关系考虑，代理权只是一种资格或地位
　　这种资格或是地位，是指代理人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接受第三人的意思表示的资格或地位。（4）代理权是意味着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后办直接归被代理人。这是一种资格。在这种资格下代理人为实现被子代理人的权利而行为。具有代理权，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权利和利益，即使在代理中获得报酬，也不是依据代理权，而是依据委托合同而已，肯被代理人可随时辞去代理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代理权归为民事权利，因为它不具备发事权利的一般特征。
　　综上所述，代理权，是为了便于被子代理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直接规定，赋予代理人以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一种资格，基于这种资格，代理人行为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后果。把代理权定义为一种资格，全家把它与将代理权理解为民事权利区别开来。
二、代理权的性质
　　代理权为代理关系的基础；是代理法律关系的核心。关于代理权的性质，在法学界众说纷纭，在致辞有以下几种：
　　其一，非权利、非义务说。代理权者，代理人得为代理行为之资格也。乃代理人所为法律行为之效力，得直接归属于本人之要件。代理人虽有代理权，但对于本人不能取得任何权利，亦不负任何义务，本人与代理人间基于代理权所由授予之法律顾问关系而发生之权利义务，系另一问题。故学者通说认代理权为类似行为能力之一种法律上的地位，即非权利，亦非义务。
　　其二，权力说。此说为英美法学者所首创，认为代理权是代理人被子授予改变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权力。而被代理人承受这种改变了的关系的相应义务。法律权力的界限为权限，因此，代理权为法律权力或权限。（代理权力和权限并非同一概念，见下文）（6）根据此学说，虽然权力说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其仍然有不妥之处，我国法律体系属于在陆法系，在大陋法系中，权力属于公权范围，是一个公权概念，而代理权是一个私法中的概念，将其引入公法，有还定公法和私法之区别的缺陷。因此，此学说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三，权利说。此说认为代理权是代理人依法享有的实体权利。但属于什么权利，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代理人可以对不定范围的第三人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7）有的认为，代理权属于一种财产管理权；（8）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权利说”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代理制度是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若将代理人的法律地位解释为权利，必然得出代理制度为代理人的利益而设的结论，因为权利的最终落脚点为权利人所享有的某种利益。这种解释显然是于理不通的。（9）若依权利说，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就有充分的自主的行使权利，就有行使与不行使的自由。但代理人却只能按照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和意志去为被代理人的权利实现而行为，代理人在中间只不过扮演一个为被代理人权利服务的角色，他并没有享受到完成这种权利所实现的利益，因此此说存在缺陷。
　　其四，否定说。此说为法国学者所倡导。该说认为，代理不这是监护关系、合伙合同关系、雇拥关系、委任关系的直接效力，并非独立的制度，也无所谓代理权。（10）《法国民法典》受这种学说影响很大，因此只有委任制度，而无严格意义上的代理制度。
　　其五，权限说认为代理权名为权利，实质言之，代理权是与代理人自己的
　　利益并无必然联系的权限。（11）持反对意见学者主要认为代理权限说将代理权等同于执行职务的权限，就意味着将代理权的发生视为雇佣关系、委任关系的法律后果，混淆了代理关系与代理基础关系的界限。
　　其六，资格说。资格说又称能力说，此说认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或资格或地位，是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行为能力。（12）台湾法学者郑玉波也说过：“代理权者乃基于法律规定或本人授予，而生之一种资格也。代理权虽亦名为权，但与其他权利不同，盖其他权利皆依利益为依归而代理权对于代理人并无利益而言，故代理人只是一种资格或地位。”（13）此说内容前面代理权概念中已论述过，此不在赘述。笔者认为代理权归于资格说中的行为能力说较为确切。法律上的资格包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前者是民事主体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而代理行为引起的权利义务直接归被代理人。显然，代理权不属于权利能力范畴。后者是依自己的行为实施法律行为的资格。代理行为属于法律行为，代理人依自己的行为实施这种法律行为，说其先进事迹行为能力，逻辑上应该没有错。
三、代理权的发生、行使和消灭
　　（一）代理权的发生
　　有的国家或地区将代理权可分为法定代理权和意定代理权，其发生的条件有所区别。我国民法将代理分为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法定代理权是指定代理人根据法律直接规定而进行代理时的代理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间往往有特殊的关系（如血缘、婚姻、隶属关系）。但德国民法将婚姻关系的代理归为意定代理，而非法定代理，称之为容忍代理权。（14）委托代理的代理权指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而进行代理时的权利。委托可以是口头委托、书面委托或其他方法委托成立便形成委托代理权。但法律规定书面的，代理权的发生应当依书面材料为依据。指定代理是指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而进行的代理。这种代理发生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但前提是没有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还有的著作中将追认或默认授权列为代理权发生的一种特殊形式。追认或默认代理权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的行为，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就发生授权代理的效果，或者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从而产生代理的效果。
　　（二）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依据代理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权的实质是代理人为实现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行为。因此，代理制度关于代理权行使的最基本准则就是保证被代理人利益最大化。
　　代理权的行使，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行为法律事实的发生过程。因此代理权的行使不仅要遵守代理制制度的规定，而且还要遵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要正确行使代理权就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首先，必须在代理的权限内行使代理权。代理权是实施代理行为的法律依据。只有有代理权时，才能进行代理行为，否则为无权代理，而有代理权，这种权限也是有范围的，代理人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实施代理行为方可产生代理的后果，如果超这个限度，就形成了超权代理。法定代理人应最大限度的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原则规定的权限。委托代理人和法定代理人应在委托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代理行为，授权不明致使第三者受损，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共同承担责任。
　　其次，应当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认真负责地履行代理职责。被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其代理目的就是在于更好维护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就应当认真负责的履行。如未履行职责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代理人就承担民事责任，联合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代理人和第三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当然也有知情权，被代理人故意陷匿真实情况，代理人可不负责任或单方终止代理。
　　再次，委托代理人应当亲自履行职责，不得擅自转托他人，委托代理中，有可能出于信任或有隐私，也可能是代理人有专业知识，如转托他人，很可能造成泄密，或让被代理人增添不信任感。但被代理人同意后可转托，否则要承担民事责任。如因情况紧急，不转托他人。
　　最后，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贪污行使代理权，不得进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对于违法行为，被代理人自己不得进行，更不得委托他人进行。如双方明知而为。双方负连带责任。
　　代理权可以在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使，有自由就必然有其约束，因此行使代理权就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自己代理
　　所谓自己代理，就是指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依自己为相对人实施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制度的意义就在于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第三人为民事行为，来实现被代理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代理人和第三人为一体的话，就涉及到代理人的利益，那么代理人就很难去舍去自己的利益来保证被代理人的最大化利益，甚至被代理人无利可图，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代理制度的初衷。因此，自己代理在没有被代理人允许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法律不予承认。
　2、双方代理
　　所谓双方代理，是指一个代理人同时代理双方当事人为同一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中，利益是焦点，双方的利益总是相矛盾的，只有经过双方商讨后来达到利益的平衡。如果一个人同时代理双方，去代理两个不相容的利益，就难免会顾及失彼；另外，双方代理极会出现代理人与其中一被代理人恶意串通来损害另一被代理人的利益，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除双方被代理人许可的情况下的双方代理，法律盖不予承认。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三）代理权的消灭
　　1、代理权的消灭
　　代理权的消灭，一些国家的民法中规定为两种情形，即基于基础关系和撤回。我国民法中将其分为三种情形，委托代理权消灭、法定代理权消灭和指定代理权消灭，分法虽然各异，但是实质大致相同。我国民法在委托代理中，“代理期间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代理人死亡”、“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及“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终止”与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权消灭中的“被代理人取得或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都应该归置于基础关系的消灭；“被供销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和“指定代理的取消”应该归置于撤回。
　　2、代理权的消灭的后果
　　代理权随代理关系的消灭而消灭，代理人不得再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否则即为无权代理。
　　代理权消灭后，代理人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向被代理人或其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清算人、新代理人等，就其代理事务及有关财产事宜何等出报告和移交的义务。
　　委托代理人应向被代理人交回代理证书及其他证明代理权的凭证。代理人不得留置，以防止出现无权代理或表见代理，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