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前科劣迹人员重新犯罪案件的分析及对策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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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院受理的有前科劣迹（包括被劳教）人员重新犯罪日益增加，已占总数的11.1％。已经成为犯罪的一个特殊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
一、案件特点分析
（一） 前科种类以劳教和刑事处罚为主。在重新犯罪的人当中，受过刑事处罚的占总数的58.9％；被劳教的占总数的39.2％；还有涉及其他处罚的个别人员。
（二） 重新犯罪的罪名比较集中。犯盗窃罪的最多，往下依次是抢劫罪、涉毒罪名、故意伤害罪，这四类犯罪占重新犯罪的77.4％。诈骗类罪名占总数的5.5％。
（三） 涉毒案件成为重新犯罪的重要构成。涉毒案件在重新犯罪中比例偏高，占总数的16.4％，排在重新犯罪的第三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涉毒人员的屡教不改、难于转化。
（四） “法轮功”人员重新犯罪仍然存在。均为“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这些人初次犯罪也多是触犯相同罪名，法轮功顽固分子的思想转化十分困难。
（五） 重新犯罪触犯两个以上罪名的现象明显。在重新犯罪时，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的占总数的8.4％；同时触犯三个或三个以上罪名的有占总数的1.1％。触犯罪名最多的竟达到6个。
（六） 重新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仅有个别案件作撤案处理或是不予起诉，绝大多数都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七） 犯罪嫌疑人以刑满释放或假释后三年内重新犯罪的居多。不论初次犯罪触犯何种罪名，也无论刑期长短，57.1％的犯罪嫌疑人重新犯罪是在获得自由之后的三年内。说明刑满释放后的头三年是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关键时期。
（八） 在重新犯罪的人当中，初次犯罪时是未成年人的占总数的21.05％。当这部分人重新走向犯罪时，犯罪情节和后果均趋于严重。
二、犯罪嫌疑人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社会接纳度低。社会对有前科人员普遍存在排斥心理，在社会生活中不愿与其接触，各单位不愿雇佣，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或是在迫不得已的接触中处处设防，生怕有前科人员再次犯罪。这种社会歧视现象和犯罪暗示，会刺激有前科人员的心理，使其存在破罐破摔的想法，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伏笔。
（二） 关押场所“二次污染”情况比较普遍。初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与一些惯犯、“老手”关押在一起，受到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在心里极端无助的情况下，会听信惯犯们的言辞，逐步认同惯犯的思维方式，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方法。
（三） 自身犯罪心理形成定势。一些犯罪嫌疑人初次受到刑事处罚时就已经是以犯罪所得为生活主要来源，仅仅是第一次被抓住而已。这类人员受到在受到处罚后，不会改邪归正，反而会不断琢磨如何才能避免再次被抓到，对其进行思想改造难度极大。
（四） 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犯罪嫌疑人基本都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以社会闲散人员为主的朋友圈子，刑满释放后，在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下，犯罪嫌疑人会在原来的朋友中寻求认同，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就在罪与非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五） 社区帮教工作效果有待加强。在现阶段，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和引导工作比较单一。找到卓有实效的帮教方法是重中之重。
（六） 缺少家庭关怀是一个重要原因。家庭关怀对刑满释放人员来说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来自父母、配偶的关心能够使犯罪嫌疑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来自家庭的冷漠会使一些犯罪嫌疑人无法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双方面的歧视和压力，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三、减少重新犯罪的几点思考
（一） 出狱前的回归教育要更全面。对监管部门来说，应进一步做好犯人出狱前的心理辅导，帮助他们从心理上与社会接轨，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二） 加强跟踪心理辅导。应有专门机构进行刑满释放人员的跟踪心理辅导。这种辅导不同于假释人员的定期报告，而是心理咨询性质的辅导机构。通过对出狱人员的跟踪辅导，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正常生活。
（三） 应鼓励出狱人员自主创业。由于社会接纳度低，劳教和刑满释放人员很难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为扩大其谋生出路，应在政策上予以倾斜，鼓励他们进行自主创业，进行个体经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四） 家庭关怀十分重要。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来自家庭的关怀能够帮助他们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尤其是在犯罪嫌疑人恢复自由的初期阶段，在他们感到茫然和痛苦的时候，家人应该及时发现并关心帮助他们，使其实现思想上的平稳过渡。
（五） 社会环境应予改善。应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群众减少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偏见和歧视，正常与其交往，从而减轻这类人员的逆反心理和仇视社会的思想，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减少重新犯罪案件的发生。


是否必须支出不是教育费支持与否的法定依据

沈海龙


2007年11月，父母离异的张某向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要求不随其生活的母亲瞿某承担其中的一部分。法院经审理后在《民事判决书》认定：“培养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教育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董某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其理由是：法院认定了培养费属于教育费，但教育费应否支持，应坚持更为宽泛的必要、合理的标准。
一、法律规定负担教育费的最高标准是“必要”而非“必须”。
一方面，《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显然，法律对应负担的教育费是以“是否必要”为必要，必要与否，则是基于有关当事人依据日常事理、一般情理做出的判断。与行为实施人没有以自由意志选择的“必须”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一方每月给付子女生活费200元，是基于社会生活水平及给付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而不存在该200元是该子女每月都肯定会消费掉的额度。如果该子女平均每月支出160元，那么，从法院判定的200元的必要标准，与实际支出的160元的必须标准的比较，我们也就明白：“必要”比“必须”所限定的范围要宽泛。
二、受抚养人依法得以“合理要求”提出超出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及其所指向的项目的权利请求。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首先，在判决情形下，法院确定的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并不妨碍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的提出；为合理请求，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法院所支持的合理请求的部分，显然也被界定为必要的教育费用，只不过在最初判决的情境下，法院没有将有关合理请求纳入到是否“必要”的考察范围而已。其次，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括合理要求的数额所针对的教育费项目的展拓及合理性论证。即“必要的教育费”包容了必要的教育费用与必要的教育费项目两者的统一，提出超过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含了超过原定数额所指向的项目的合理要求。即教育费是否必要，是以支出事由是否合理作为判断依据的，其次才予考察支出数额是否合理。

二OO八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