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权利。目前，因医师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医疗纠纷已开始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广泛查阅中外文献资料，并积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并希望能够对指导审判实践，促进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知情同意权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知情同意权规则在美国历经雏形到基本成型的过程，发展轨迹与判例紧密相关。而立法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后经《赫尔辛基宣言》不段完善发展。在人权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制定完成了《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知情同意规则立法一直带有行政化色彩且规定各异，直至《侵权责任法》的颁布，知情同意规则才趋于统一。第二部分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从契约法的角度观之，美国法认为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可能显失公平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德国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考量并非是以自主决定权为其基础，而是在不同的责任体系下考察医师说明义务的责任基础。从侵权法角度观之，美国侵权法下知情同意理论的发展呈现为从同意到知情同意，从故意到过失侵权两条主线。德国侵权行为法认为告知说明义务的违反，不同于医疗错误，责任基础在于医疗的侵袭行为欠缺阻却违法事由，根据其理论基础之不同，可以分为身体侵害行为说和人格权侵害说。以更好保护患者权益的角度，本文主张以侵权法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佳。第三部分以医师说明义务为视角诠释知情同意权，包括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形式、说明义务的标准、说明义务的免除，从另一侧面诠释了知情同意权的内涵。第四部分从损害的理论学说出发，阐述损害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侵害知情同意的损害及其赔偿进行阐述。本文主张损害事实说，对侵害知情同意权进行全额赔偿，不仅包括侵害自主决定权的慰藉费，还包括具有因果关系的其他损害。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以及最佳治疗时机和最佳治疗方案的损害。
【英文摘要】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central right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urrently, medical disputes on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gun to rise great concern in the domain of civil law theoris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widel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and learn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following aspects, and wish to guide trial practic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I, firstly, we clarify the history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basic shape to mat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showed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cases. The legisl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originated from the "Nuremberg Code" and subsequently "Helsinki Declaration"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it. Ow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out a "patient to decide law." However, in our country, rules of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the color of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ules are in chaos. Until the "Tort Liability Act" was enacted, the rules tend to unity.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law, American law argues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shall be applied by tort law. German law studies the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different system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rt law,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U.S. tort theory presented the two main lines. German tort law argues that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s different from medical errors, liability is based on the lack of negates subject of the illegal,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violations of body and personality rights. The third part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f doctor, including su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form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nd exemption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Part IV studies damage theory and conclude the implication of damage. on the basis of damages, we describe the damage of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The paper adopts damage fact theory and shall make full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including physical damages, mental damages, damages to property and the best timing of treatment and the best treatment damages.
【关键词】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权；说明义务；损害赔偿
【英文关键词】Informed consent on contract law, Informed consent on tort law, Obligation to disclose, Damage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 、 知情同意权的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发端于美国，通过判例逐步确立知情同意规则，而立法过程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判例和立法两条主线可以清晰呈现知情同意规则的形成过程。该部分以判例和立法两个角度对知情同意权进行阐释。
(一)知情同意权的判例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是舶来品，源自于英美法。英国关于“知情同意”的首次报道案例出现于1767年的Slater v．Baker＆Stapel-ton。在该案中，外科医生被控告未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骨折愈合。法院认为，在实施手术前取得患者的同意是“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则（the usage and law of surgeons)”。这一事件标志着社会成员开始关注医疗合理与非合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界限。
美国关于知情同意纠纷最早的案例是1905年Mohr v．williams和1906年的Pratt v．Davis案。第一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未经患者同意的手术行为至少在技术上相当于实施了身体侵害。第二个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认为，原告把她自己置于被告的照管之下，被告没有得到原告的同意或授权，不能移走她的子宫。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智力正常，和患者讨论他的病情不会给患者带来危险的结果，并且没有紧急情况存在时，获得患者对手术的同意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对患者人身的侵犯。
1914年的Schloendorff v．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医院未经患者的明确同意而将肿瘤切除，该案的Cardozo法官肯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认为“每一个成年的且心智健全的人均有决定如何处置其自身身体的权利；外科医生如果没有患者的同意便实施手术，则构成暴行，该医生应对其损害负责。这一原则应被坚持，除非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获取同意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即使从医学观点而言系有益之治疗，患者具有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侵犯之权利，侵害该权利即是对身体之侵害（暴行），因而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时期同意在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医生口述患者的医疗信息，患者口头答应，并没有要求书面化。
从英美前期发生案例可以看出：首先，知情同意权是以身体权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未获得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视为对患者身体权的侵犯，知情同意权未获得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不在于对患者人格、尊严或个性化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使患者与医生合作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再次，知情同意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这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关。
20世纪中叶的Salgo v. 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案（1957年），首次使用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一创新概念。该案中，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Martin Salgo的外科医生，因怀疑患者腹部主动脉阻塞而建议使用主动脉造影技术，以确定阻塞的准确位置。检查过程中需要注射造影剂。该种检查在当地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常规检查而广泛使用。结果，因从背部向大动脉注射造影剂而导致了患者双下肢永久性瘫痪。这一不良后果，尽管被认为是一项少见的并发症，却是这一检查的固有风险。患者抱怨医生未将这一风险告诉他，医生也承认其没有向患者告知这一风险。虽然这种检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医院和医生未提供任何情况说明，所以对于这一检查可能带来的风险完全出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虽然上述这一并发症出现几率非常小，但即使在当时，也不能改变其固有风险的性质，不能说医学对此处于未知状态。该案中，美国加州上诉法院Bray法官认为，如果医生未能将患者就所建议的治疗方案做出明智的同意所依赖的、必需的任何事实告知患者的话，他就违反了对患者的义务，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医生必须将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认识到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形下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风险因素时，必须运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一自由裁量应与做出知情同意所需事实的充分披露相一致。
Salgo案在美国知情同意规则的构建史上意义在于，知情同意并不是仅仅是同意，医师负有向患者说明的义务，只有在患者得到医师充分说明基础上作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自此知情和同意合二为一，知情同意权向纵深发展，知情同意规则基本成型。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二)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立法的形成，最早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制定的《纽伦堡法典》。大战期间各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的恶行被揭发，普通民众对医师的权威不再尊重，父权医疗观念开始瓦解。《纽伦堡法典》第一条明确揭示：“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志愿同意，乃绝对必要的条件，亦即，受试人必须具有行使同意权的法律权利，必须处在没有任何强迫、利诱、诈欺、虚伪、哄骗，或其他将来有强制、威胁意义的形式介入，而能够自由运用其选择权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尚须受试人对于所涉及的主题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做明智的抉择。”此不仅确立自我决定权的原则，且对患者尊重与人权保障之观念，立即影响欧美诸国医界。
自纽伦堡规则问世之后，医学伦理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西方医学界认为有必要制定更全面人体试验的指导准则。1953年世界医学会医疗伦理学委员会开始研究与人体试验相关的伦理问题，当时的构想是在由法官制定并作为审判用途的纽伦堡规则之外，建立一套由医师设计，用以规范医师的专业准则。1964年，世界医师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第1、2条明确揭示：世界医学会制定赫尔辛基宣言，作为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人体试验时的伦理指导规则。1975年第29届医师会作出了大幅修改，并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2008年10月世界医学会在韩国首尔召开第59届世界医学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修正案，这是该宣言自1964年制定以来第六次修订。赫尔辛基宣言不仅继承了纽伦堡规则重视人体试验受试者权益的精神，针对告知后同意原则的部分，赫尔辛基宣言更是直接采用了告知后同意的字眼，并对告知后同意的内容作了更详细的规范。
1972年11月17日，美国医院协会发表了《病人权利宣言》，列举了总计12条病人权利，其中的9条都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利所涉及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包括：患者对医院和医师的情况有了解的权利，医师负有就症状、治疗方案等与患者有关的治疗信息对患者进行详细说明的义务，患者对治疗方案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患者对医疗费用有审查的权利等。
1973年，在美国人权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医院协会通过了《患者权利法案》，承认“患者就与疾病有关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危险性等信息，享有知情权，对于看护、治疗有接受权或拒绝权。在被充分告知后，有亲自判断利害得失之自我决定权。”1974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以法律形式颁布了《病人权利》。1990年，美国制订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
我国关于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在《侵权责任法》之前主要包含在《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家长式医患关系模式占主导地位，知情同意理论并未受到重视。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医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规定了损害赔偿，但对于侵害知情同意权损害赔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同案不同判。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颁布，该法第55条明文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无疑统一了知情同意权规则，重申了“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东西方知情同意规则的立法史可以看出，《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知情同意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人体试验中受试人员的权利，并不是针对患者而言的。《赫尔辛基宣言》2008年修正中对知情同意作出详细规范，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美国在人权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关注知情同意权并制定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显示出渐进式进程，起初的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体现出强烈的卫生行政管理色彩，为强化对卫生机构的管理赋予医疗机构负有说明义务，因此立法目的不是保护患者的权利，而是强化对卫生的监督管理。《侵权责任法》以权利和利益的救济为其首要功能，其颁布实施对知情同意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 、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侵害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患者既可以选择违约诉讼也可以选择侵权诉讼，体现为请求权的竞合,其请求权基础分别为契约法和侵权法,因此知情同意权理论可以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学理基础。该部分试从契约和侵权两个角度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蓝本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一)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
美国医师说明义务是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权而发展出来的知情同意，其大多规范在侵权法中而与契约法无关。从表面上看患者与医师对治疗事项达成合意订立一个医疗契约，而契约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反对国家介入等也正好与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精神相符，以契约法来规范说明义务较之侵权法更符合对自主权的尊重。但美国未用契约法规范知情同意权理由如下：首先，在1957年以前，医疗契约常被提出作为医疗行为得到患者同意的证据。但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医患之间呈现出医疗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因此医患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以契约来规范可能会显失公平。其次，从契约法角度来看，如果患者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订立的契约，此同意不能产同意的效力，因此医疗契约并不能成立。于契约不成立的情形下医师的说明义务是先于契约而存在而非契约义务，此种义务是先契约义务。医师之告知义务是契约成立的先决条件，而非由契约而生之义务。违反先契约义务适用于缔约过失制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并列的民事责任形式，所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不是合同法的责任，直接适用侵权法即可。
综上所述，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没有达到有效的同意而无效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
宁波市余慈区域规划管理办法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余慈区域规划管理办法 第178号
《宁波市余慈区域规划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8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宁波市余慈区域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余慈区域规划管理，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余慈区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余慈区域规划的编制、实施、监管和修编，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余慈区域，是指《统筹余慈地区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规划控制范围，包括余姚市行政区域和慈溪市行政区域。
余慈区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实施、监管和修编，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余慈区域规划是统筹余慈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区域规划。
余姚市和慈溪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规划、水资源利用保护等规划和宁波杭州湾新区、姚北工业园区、周巷镇、泗门镇、观海卫镇等区域专项规划的制定、修编，应当以余慈区域规划为依据，符合余慈区域规划的发展战略和强制约束性内容。
第四条编制和实施余慈区域规划应当遵循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突出区域生态特色和人文特色，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耕地、森林、绿地、水体、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第五条编制和实施余慈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遵循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整合区域土地资源、优化区域土地资源的原则。
编制和实施余慈区域交通规划应当遵循有机整合余慈区域内各类资源，加强区域内中心城区、卫星城市和重要功能区块之间的联系的原则。
编制和实施余慈区域水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应当遵循整合区域内水资源，统筹安排水利设施建设和优化水资源的配置为原则。
第六条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负责余慈区域规划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和监督，其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余慈区域规划，编制、调整本市的市域规划；
（二）对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进行日常管理；
（三）对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等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报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确定；
（四）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
（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余慈区域规划实施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宁波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姚北周巷联合开发建设管理机构、泗门镇人民政府、观海卫镇人民政府负责余慈区域规划在管辖区域的实施和监督，其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余慈区域规划，负责编制、调整本管辖区域的各项专项规划；
（二）负责对管辖区域内的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进行日常管理；
（三）负责对管辖区域内的建设项目规划审批与监管；
（四）负责本管辖区域内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
（五）负责本管辖区域内余慈区域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实施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的市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监督余慈区域规划的编制、实施、监管和修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编制、修编余慈区域规划；
（二）协调确定余慈区域内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的建设项目和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并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三）统筹、协调余慈区域空间开发与布局；
（四）协调余慈区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
（五）协商重大设施建设、要素市场培育、产业联动发展、环境保护治理、区域科技和信息化合作等内容；
（六）办理与余慈区域规划编制、实施、监管和修编相关的其他组织、协调事项。
第九条 市发改、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经济、交通、环境
保护、监察、水利、林业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根据余慈区域规划编制余慈区域各类专项规划，并负责实施和监管。
第十条鼓励中介机构和民间组织建立余慈区域性行业联盟，加强行业自律和协调，进一步加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
第二章规划编制
第十一条余慈区域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委托市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按照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组织编制。
余慈区域规划的编制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经济技术认证。
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应当依法将拟订的余慈区域规划向社会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征求社会公众、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因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余慈区域内行政区划发生重大调整，需要对余慈区域规划修编的，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组织修编。
第十三条因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形导致余慈区域总体空间结构或者重要设施布局发生重大变更，需要对余慈区域规划进行局部调整的，由市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按照相关程序提出调整方案。
第三章规划实施
第十四条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余慈区域规划，划定余慈区域内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的具体范围，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的管理要求制定有关规定，明确责任主体、控制要求和具体管理措施，加强对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的保护与管理。
第十五条余姚市和慈溪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余慈区域规划，对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或者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内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或者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进行联合审批，并事先征求市余慈区域规划协调监督机构的意见。
余姚市、慈溪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余慈区域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余慈区域土地调控和土地计划管理，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第十六条余姚市和慈溪市的基础项目建设应当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禁止许可不符合余慈区域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十七条禁止开发区域范围内不得进行除生态建设、景观保护、文化展示和必要的基础性公益设施、旅游设施以外的项目建设，不得兴建除与保护需要直接相关以外的建筑物，不得进行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活动。
第十八条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内应当发展绿色无污染产业，不得兴建除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村庄建设和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等项目以外的项目。
第十九条确定余慈区域内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和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当征询公众和专家意见。征询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方式。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建立余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评价制度。
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对所属有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和实施余慈区域规划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实施情况评价。
第二十一条建立余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年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市人民政府报告余慈区域规划年度实施情况和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第二十二条建立余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动态跟踪制度。
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置余慈区域规划动态监控信息系统，对余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控。
第二十三条建立余慈区域规划实施责任追究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
余姚市、慈溪市人民政府应当具体分解余慈区域规划实施的责任，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追究违反余慈区域规划实施的相关单位及其责任人，并通报责任追究情况。
第二十四条市监察、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发改等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
（一）余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
（二）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等区域空间管理情况；
（三）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确定与选址情况；
（四）余慈区域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现状；
（五）余慈区域规划其他实施情况。
依据前款规定实施的监督，发现违法履行职责或不作为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人民政府或者其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确定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和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由市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逾期未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擅自变更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范围或者不按照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管理要求制定有关规定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批准建设项目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擅自批准不符合余慈区域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一）在禁止开发区域内进行除生态建设、景观保护、文化展示和必要的公益设施和旅游设施以外的项目建设的；
（二）在禁止开发区域内兴建除与保护需要直接相关以外的建筑物的；
（三）在限制开发区域内兴建除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村庄建设和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等项目以外的项目的；
（四）其他违反余慈区域规划进行建设活动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办法所称的具有区域性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主要包括：
（一）跨余姚市、慈溪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二）区域性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对余慈区域自然环境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产生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四）对余慈区域人文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