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刑法第392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就其存废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介绍贿赂罪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笔者将其归纳为废除说与严密说。

持废除说的学者认为，废除介绍贿赂罪势在必行，因为:介绍贿赂罪的规定语义含混不清，导致本罪与行贿、受贿罪的共犯相混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完全中立的居于第三者地位的介绍贿赂人。实际上的介绍贿赂人必然总是处于偏向一方的立场以促成整个犯罪过程的完成，因而与贿赂罪的共犯难以区分，从而影响对贿赂犯罪的斗争;立法设定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的介绍贿赂罪，化重罪为轻罪，不利于反腐败的斗争;作为对合犯的贿赂案件，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共犯发生竞合，依照刑法从一重处罚的理论，行受贿一般处罚较重，应按行贿罪共犯处罚，因而介绍贿赂罪没有存在的必要。持严密说的学者认为，设立介绍贿赂罪是为了严密法网，对于帮助行贿或帮助受贿的行为，应当排除在介绍贿赂罪之外。如果某介绍贿赂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但行受贿共犯未必比介绍贿赂罪处罚较重，因而有存在必要。

这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一行为既符合行贿或者受贿共犯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时，如何处理;其二，是否存在游离于行贿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罪。

就第一个分歧，废除说认为，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既然刑法分则将某一行为规定为单独的犯罪，即使依据总则可以构成某罪共同犯罪，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理论，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所以设立介绍贿赂罪会导致重罪轻判。严密说则认为，如果某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想象竞合，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不会导致重罪轻判。对此，笔者认为，严密说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按严密说的观点，介绍贿赂罪是为了让法网更加严密，目的是让游离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行为同样不能逃脱法律制裁。那么，介绍贿赂罪的行为就不会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发生竞合，不存在所谓的从一重处罚。

就第二个分歧而言，严密说的难点在于如何从犯罪构成上厘清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区别。一些学者主张从主观上厘清二者区别，认为在主观上贿赂罪的帮助犯仅在有单纯帮助贿赂的意思，而介绍贿赂罪则仅有介绍贿赂的故意。也有的学者提出从是否获利或如何获利来区分，“以行为人是否获得利益为标准，帮助受贿并参与分赃的，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帮助行贿并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的，成立介绍贿赂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目的在于通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行贿一方取得非法财物;而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实施撮合介绍的目的，在于从行贿和受贿双方的非法交易中获取利益或得到其他好处。笔者认为，共同利益并不是共犯理论所要求的要件，以此来区分缺乏理论的支持，与现行共同犯罪理论相悖，而且介绍贿赂罪并不以获利为构成要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地位说，即认为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帮助行为的区别就在于介绍贿赂罪中行为人处于介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第三者的地位，而贿赂罪共犯则必然倾向于一方。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就是采取该标准认定“介绍贿赂”的，其中第一条第七项规定:“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行受贿犯罪有时是一方为谋取某种利益，急于行贿;有时是一方握有权力，为获取金钱等利益而索取贿赂。这两种情况，必然存在一方主动的情况，作为行受贿犯罪的中间人也必然是在主动一方的委托下，参与、撮合犯罪，并最终完成了行贿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中间人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其必然是基于某方所托，并主要是为其服务的。即使在有多名中间人的行受贿犯罪中，中间人的地位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对于如何区分中间人的地位，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两方面内容。其一，中间人是否与受贿方或者行贿方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如果存在，我们可以认定中间人是某方的共犯。其二，行为人是哪一方面主动联系的中间人。如果中间人与行受贿双方都不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哪一方主动联系的中间人，一般认定中间人为哪一方的共犯。

综上，笔者认为，介绍贿赂罪无取消之必要。司法实践中，行受贿犯罪非常复杂，难免存在共同犯罪难以适用的情况。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打击行受贿犯罪，设立介绍贿赂罪确有严密法网之作用。

当然，现行介绍贿赂罪的立法确实存在废除说所指出的语义含混不清，致使本罪与行受贿罪的共犯相竞合，导致重罪轻判，影响对贿赂犯罪斗争。因此，应在立法上进行修订，使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犯罪共犯不出现竞合。可作如下表述:为行受贿双方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这样，基于一方主动而可能构成一方共犯的情况就可以排除在外。将介绍贿赂罪界定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也与其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相适应。如果中间人是受一方之托，游说、撮合，其难免要对行受贿方的犯意产生承担一定责任，可按行受贿帮助犯处理。而在双方均有犯意的情况，被动、中立的中间人的罪责自然要小于受一方之托，按介绍贿赂罪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美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需满足宪法和法律的双重标准。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必须向法院出示自己遭受的损害，且证明司法救济可以补偿或避免这种损害。


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必须是具体、确定的，既非出于情感愤恨，也非出于臆想猜测，是有具体证据证明的事实。损害事实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对美、娱乐和环境等利益造成的损害。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享有起诉资格主体的自身利益也要受到影响，若没有影响，则不能成为原告。


基于风险的损害。只有那些急迫的、不断增加的风险，才能构成宪法上要求的损害。原告必须证明以下内容：损害风险在实质上不断增加；行政机关的行为导致了风险不断加剧。


恐惧和担心。有些情况下，合理的恐惧和担心也可以构成损害事实。在地球之友诉兰得洛环境服务公司案中，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排放水银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和环境损害，但可以证明被告属于超标排放，人们因此担心水质，不敢再进行水上活动。最高法院认为，这种担心属于合理的考虑，排污行为确实损害了原告在休闲娱乐方面的利益，影响到周边居民对河流的合理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担心和恐惧也是一种损害事实。


信息上的损害可以构成损害事实。根据《信息自由法》，公民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力。公民向行政机关索要相关文件，一旦遭受拒绝，公民获取文件的权利受到侵犯，损害事实成立，可以提起诉讼。此时，这种未能收集信息的行为就从普遍一般的损害，转化为针对个人的、具体的损害。


抽象的损害事实也可以转化为具体的损害事实。


因果关系


除了损害事实之外，原告还需证明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若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事实，则因果关系成立。单纯的违反程序不构成损害事实。但是，若原告证明行政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直接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则另当别论。从判例上看，违反程序的行为本身很难直接引起损害事实的发生，利益受损方举证难度大。一般认为，第三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为该损害事实并非由行政机关引起，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因此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可补偿性


目前有三种需要考虑可补偿性的情形：


第三人行为与可补偿性。美国《濒危动物法》规定，当行政行为可能危害到陆生动物时，必须事前咨询美国渔猎局。某州的高速公路管理机构拟建公路，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是出资人，该项目会危害到建设用地附近的野生动物，州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在未履行事前咨询程序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路，本案法院认为由于缺乏事前咨询程序，应当禁止联邦为该州提供修路资金，但是该州仍然可以不使用联邦资助，自行修路。这种情况下，野生动物的环境利益仍然不能得到保护，不具有可补偿性。


违反程序与可补偿性。违反程序的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补偿性。在某些情况下，违反程序并不引起行政行为的无效，仅仅是程序瑕疵，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但结果无异。


部分补偿或部分避免。经过司法救济，可以部分减少或部分避免损害事实的发生，也可以视为具有可补偿性。


美国宪法专门就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确立标准，将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上升到了宪法高度，这是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特色所在。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新形势下，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范围面临挑战，美国经验对于我国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