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该条规定了公司担保制度，并确立了公司对外担保的三项特殊规则，即：一是由公司章程先行进行规定。通过公司章程，预先对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决策程序等进行概括性约定；二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公司设立后，每次实际实施对外担保经营行为时，须由公司决策机关对该等事宜进行表决；三是涉及关联交易时限制关联股东的投票权。即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召开股东（大）会；投票时，关联股东不得参加，且该项表决须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的适用，《人民司法》杂志社编著的《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重述（商事卷）》“第一部分 公司法”“公司对外担保法律效力的司法认定”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认为，“担保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相关决议形式上合法有效，且担保债权人在审查时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的，公司以决议存在实质上的瑕疵为由主张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该法律规则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但由于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及学界权威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对我国司法实务界尤其是法院审判有直接影响。根据这一法律规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对于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乃为法定义务，如若不为或者为而存在重大过失，则应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为此，对于本条的法律属性，我们可以作反向推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属性的认定，应该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该等条文内容来看，对于公司担保的程序问题，《公司法》第16条不仅规定了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要形成法人意思，作出相关决议，而且规定了这一事项要先行规定于公司章程，因此，无论是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作为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的形成依据，还是从法条行文角度将“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和“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视为并列关系，如果将《公司法》第16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担保债权人在担保合同签订前不仅应该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而且应该审查“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然而，按照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设定的逻辑，担保债权人只需单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而无需对“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承担形式审查义务，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疑问和规范适用上的冲突：

第一，这种选择性“形式审查”规则适用的理由与法律依据是什么？

第二，无论“公司章程的先行规定”这一“依照”存在与否，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时，为什么就必然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呢？两者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或者关联性？

第三，担保债权人在对“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作形式审查时，其审理的合理限度和注意义务的合理程度是什么？是仅仅将“决议有无”作为判断标准吗？规则中的“实质性的瑕疵”的法律内涵又是什么？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伪造、变造相关决议的情形是否应包含在内？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形成后，如因工作失误等诸多原因于其上没有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某一或少数董事、股东的签字、或者仅有董事长（执行董事）、控股股东的签字，这种情形是否属于“实质性的瑕疵”？如否，这种商事外观上的瑕疵，担保债权人是否可以据此认定公司没有担保能力，还是据此认为公司没有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该等决议背后的董事会、股东会的真实意思表示？更进一步言，既然“实质性的瑕疵”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那么,“举重以明轻”，形式性的瑕疵”就更不应当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如此，那设定担保债权人形式审查公司“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这一民事义务其法律意义又是什么呢？

第四，既然《公司法》第16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公司章程未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先行作出相关规定时，由于缺乏“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之依据，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迳行作出“相关同意担保的决议”是否会因为违反该条规定而导致无效？

第五，进一步地，既然该条文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什么对外担保事项却又不属于《公司法》第25条、第82条规定的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立法上的疏漏吗？……如此等等。

在面临上述诸多疑问时，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显然未作回答或者无从回答。因此，笔者以为，前述专家重述之法律规则是有失偏颇的，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更好地理解《公司法》第16条规定以及准确认定公司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从违反该条文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该条文对公司对外担保合意形成的法律效力认定以及公司对外担保不同阶段适用的法律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一、《公司法》第16条规范属性及违反该条规定的不同情形的法律后果分析与评析

在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上，从条文规定的角度，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违反，典型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十种：(1)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2)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3)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4)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虽由股东（大）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关联股东未予以回避；(5)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6)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7)公司章程有先行规定，虽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但超出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的限额规定；(8)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未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9)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未召开董事会作出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10)在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公司章程虽有先行规定，但规定由董事会形成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在具体实施时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并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对此，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未作规定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分析与对公司担保事项影响之评析

1、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具有“沉默权”

对于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至(4)种情形，其共同点均在于对对外担保问题“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那么，在“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形下，公司是否有权对外提供担保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厘清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以及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

对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外担保是一种日常公司经营行为，无异于公司其他的经营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应不同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在商事活动中，无论从公司内部看还是从公司外部看，公司任何一种经营行为都会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市场交易能够持续进行，其实现基础就在于对对方当事人信用的信赖，亦不可能有不存在风险之幸，故以“担保事关相关主体的利益，存有风险”为由而将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区分于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在《公司法》等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对于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只局定于禁止经营、特许经营界限，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位列其中。换言之，公司是否对外提供担保也完全属于由公司决策机构根据公司自身经营的实际情况予以决定的事项。因而，对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性质，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之日常公司经营行为说。

(2)对外担保事项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所谓公司章程，是指由公司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下同）依法制定的、规定公司名称、住所、经营范围、公司机构以及经营管理基本规则等重大事项的基本文件，体现了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学界争议较大，存在宪章说、自治说、契约说、共同法律行为说等多种观点，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包括法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股东约定的任意记载事项，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下的、经全体股东“自治”固定下来的共同意思表示，故笔者赞同“共同法律行为说”。

依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股东应先行于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并在具体对外担保的事项实施中应视该等规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进行决策之依据。但是，如果公司章程没有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作出规定，即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是否应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第8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设立方式；（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六）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九）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十一）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十二）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从上述两个条文的内容来看，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并不属于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的记载事项。其作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在公司设立实践中，也常常在制订公司章程时被发起人所忽略。显而易见，这种忽略依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公司不能从事对外担保事项这一结论，当然也绝非发起人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从私法的角度，“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是一种经营行为，在公司章程未作禁止时，公司的决策机构出于正常的商业判断基于对外担保而作出的决策就不能视为对于公司忠实义务的违反，而本应就是公司最正常不过的一项经营活动。因此，笔者以为，公司对外担保并不以公司章程有所规定作为前提，公司章程对对外担担保问题保持“沉默”时，不能视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限制。

(3)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享有“沉默”权。在对外担保问题上，“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并不会导致对公司的担保能力的直接否认，亦不应视为其担保能力受到禁止或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笔者以为，在公司章程这个层面上，对外担保适用规则之一就是：一般情况下，当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另有规定下则应依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在公司章程对对外担保事项保持“沉默”的情形下，就应视为股东已将对外担保的决定权已授权给予了公司的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除了前述分析之理由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与公司的经营权相对分离，按照这一原则，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股东选定的公司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对一般经营性事项作出决策时，只要这种决策属于正常的商业判断范围，股东及公司就要承担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经营决策的后果。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3)种情形的评析

(1)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的评析

基于前述结论和适用规则之一，前述所谓的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1)种情形，即“公司章程没有先行规定，但由董事会作出了对外担保的法人意思的相关决议”，显属董事会基于对外担保事项而对公司自身带来的盈利和风险进行权衡后所做出的一项正常决策，不应属于瑕疵决议，更不为非法行为。

(2)《公司法》第16条第2、3款规范属性和对前述违反《公司法》第16条第(3)种情形的评析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已经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公共事务。
第三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由本级人民政府指定管理宗教事务的部门（以下简称宗教事务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宗教事务工作。
第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宗教团体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八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县（含县级市、区）以上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等宗教团体。
第九条 成立宗教团体应当依照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管理的规定提出申请，经市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到本级人民政府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第十条 宗教团体应当按照各自的章程开展活动。
第十一条 宗教团体可以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活动。
第十二条 开办宗教院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举办宗教教职人员培训班、义工培训班，应当经市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 设立开展宗教活动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固定处所，应当按照《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履行登记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终止、合并、迁移以及变更登记，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及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十四条 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由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应当制定管理章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新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须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信教群众自愿捐献的布施、乜贴和奉献。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经营宗教用品和宗教类出版物。
第十七条 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举行宗教活动、安置宗教教职人员、塑神像和佛像，设置功德箱；不得接受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宗教性质捐赠；不得销售或者散发用于传教的宗教出版物。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或者举办陈列、展览等活动，必须征得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再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拍摄电影、电视片，必须征得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市以上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再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兴办以自养为目的的企业或社会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
第二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常住人员和外来暂住人员，应当遵守有关户籍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禁止进行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以及利用宗教进行的其他非法活动。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教职人员，是指佛教的比丘、比丘尼、活佛、喇嘛，道教的乾道、坤道，伊斯兰教的阿訇、天主教的主教、神甫、修士、修女，基督教的牧师、教士、长老。
第二十三条 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省有关宗教团体认定和解除，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照本宗教规定的职责，在确定的区域内主持宗教活动。
宗教教职人员应邀跨县、市主持宗教活动的，应当经其宗教团体、宗教活动行为地的县或者市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当地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邀请、招聘省外宗教教职人员到我省主持宗教活动或者任职，省外邀请、招聘我省宗教教职人员到省外主持宗教活动或者任职，须经本级宗教团体提出，省有关宗教团体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未经认定或已被解除宗教教职身份的人员，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主持宗教活动。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七条 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合内进行。
举办跨县、市宗教活动，须事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信仰宗教的公民可以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按照教义、教规和宗教习惯从事宗教活动，也可以按照宗教传统在自己家中过宗教生活。
第二十九条 信仰宗教的公民举办集体宗教活动，应当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经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依照该宗教教规、教义认定的人员主持。
第三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不得挑唆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辩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布道、传教或者以宗教名义敛财。
第三十一条 举办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依法取得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地产、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等财产和收入，以及所属企事业的财产和收入，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地产，应当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登记。
第三十四条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位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其管理组织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保护文物和保护环境，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
第三十五条 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房屋，须征得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同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合理安置和补偿。
第三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可以依法利用其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地产从事经营活动。

第七章 对外交往
第三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宗教界人士在同境外宗教组织、宗教人士进行友好往来及宗教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的原则。
第三十八条 外国人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法规。
第三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接受境外组织或者个人的办教津贴和传教经费，不得为境外组织或者个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接受境外宗教组织的委任。
第四十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我省宗教活动场所内拍摄电影、电视片，须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和有关部门批准。国家另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对外经贸、科技、文化、教育、旅游、卫生、体育等合作与交流中，不得接受对方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下列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新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在建的责令停建；已经建成的，责令拆除或者改作他用；
（二）未经批准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塑神像和佛像、设置功德箱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予以取缔；
（三）侵占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财产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拒不退还的，处侵占财产1倍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非宗教团体或者非宗教活动场所接受或者变相接受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宗教性质捐赠的；
（二）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或者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教务活动、破坏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秩序的；
（二）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挑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公民辩论的；
（三）冒充宗教教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或者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在未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场所或者认可的场合主持宗教活动的；
（二）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布道、传教或者以宗教名义敛财的；
（三）涂改、转让、伪造《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的；
（四）接受境外宗教组织或者个人办教津贴和传教经费的；
（五）未经批准组织宗教培训活动的。
第四十六条 对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委任或者为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的居民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进行宗教活动，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1月28日